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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龙岩走出的央行行长——曹菊如
作者:管理员    发布于:2012-06-15 04:43:43    文字:【】【】【
摘要:曹菊如(1901年5月-1981年1月),福建龙岩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参与长征,后投身抗日战争。 1949年出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 1954年起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党组书记。

    曹菊如同志是福建省龙岩县(今龙岩市)人,1901年出生于一个店员家庭。

    因家境贫寒,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小学。辛亥革命后,曹菊如同志受反帝反清思潮的影响,立下了“富国强兵”的志向。五四运动时,为生活所迫在江西作店员的曹菊如同志结识了邓子恢等同志,开始看到《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接受了进步思想,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因曹菊如同志写文章揭露资本家投机发财的内幕,受到他们严重的打击,后来不得不出走南洋。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革命志士到了南洋,他接触革命同志日多,在印尼等地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和华侨爱国组织救国会,从事进步活动。曹菊如同志在南洋六年,于1930年离开南洋,回到祖国,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苏维埃国家银行创始人之一 1930年3月18日,闽西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龙岩县召开,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9月,召开了闽西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设立闽西工农银行。邓子恢、曹菊如、赖祖烈等七同志为银行筹备委员。11月闽西工农银行在龙岩城正式成立。曹菊如同志是闽西工农银行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当时,闽西根据地在敌人不断围剿下,条件很困难,在闽西特委、闽西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他和同志们一起正确执行了党的金融政策,较好地完成了政府规定的任务。闽西工农银行对繁荣苏区经济,支持军需民用,发挥了很大作用。曹菊如等同志参加革命前都未搞过银行工作,当时也无有关银行的参考资料,但他们善于钻研,从实践中学,制定了收款单和付款单办法,分清了会计和出纳的责任;接着毛泽民同志托“交通”在广东买了一本《银行簿记实践》,经曹菊如等同志一起研究,终于建立了一套银行会计、营业、出纳等方面的制度,为以后建立国家银行业务做了准备工作。1931年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后,中央苏区于11月在瑞金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932年1月,曹菊如同志奉调去瑞金,帮助毛泽民同志筹备国家银行。在行长毛泽民同志领导下,筹备工作进行得迅速、顺利。到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就开始营业了。到同年冬,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当时,以党、政、军机关和国营企业为主要对象的银行存款、放款、汇兑业务都有发展,支持了中央苏区经济发展,开展了对白区的贸易,冲破了敌人的严密封锁。但当时处于革命战争时期,银行最主要的任务是为财政服务,通过财政以供给革命战争的需要。曹菊如同志协助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邓子恢同志和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同志为建立国家总金库,整顿税收,统一财政,制订财政会计制度、预算制度、决算制度、审计制度,普设分支机构和培训财政、银行干部做了许多工作。有的后来进入中央苏区的人指责财政部不应发向地主、富农筹款的指示,曹菊如同志同邓子恢、毛泽民同志一起,抵制了这些人错误的指责。同时,在当时十分困难的环境和完全缺乏经验的条件下,初步草拟了金库条例,建立了一套金库制度。

    1934年10月,曹菊如同志参加长征。他是没有马骑,徒步走了二万五千里的干部。长征时,国家银行组成一个大队,毛泽民行长任政治委员,队长是袁福清同志,曹菊如同志是支部书记。这个大队有100多个运输员,其中有几十担银行自造的白洋,几十担票子和一批印票子的机器、材料等。从闽西、赣南出发,经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甘肃等省,历尽艰难险阻,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根据地。在过草地前,国家银行大队的同志已分散到其他部队去了。最后剩了两担装有黄金等贵重物品的担子,是由曹菊如同志和两位运输员同志护送过草地到毛儿盖的。途中粮食很缺,他们吃了3天生麦,终于保护住了红军的贵重物品。银行干部参加长征的14人,路上死亡了6人,到陕北时,只剩毛泽民、曹菊如、钱希钧、曹根全、任元志、黄亚光、郭金水和迟一年才到陕北的莫钧涛。

    1937年冬,经国共两党协商后,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原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称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区政府任命曹菊如同志为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兼边区银行行长。边区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发行货币与经营光华商店”。当时,受国共两党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协议的限制,边区银行不能发行自己的票子。可是也不能让法币充斥边区市场,而且当时辅币十分缺乏,群众被迫以邮票代替辅币使用。于是根据市场流通需要和群众要求,经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批准,用“光华商店代价券”的名义,开始发行了一分、二分的辅币,逐渐增发到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以至七角五分的各种辅币,其作用实际是主币。到1940年冬,边区城乡基本上已全部流通“光华商店代价券”。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边区银行一手发行货币,壮大资金力量;一手抓物资,以兑换的法币,组织物资进口,保障军民供应,从而巩固了边币的币值。对于这种边区银行与光华商店相辅相成的做法,有人讽刺为“商业银行”,毛主席曾肯定并表扬了这种做法。

    1941年3月,代替曹菊如同志主持边区银行的同志,离开了边区的具体情况和历来巩固边币的成功经验,仅一年多的时间,物价上涨,边币贬值。后来,在陈云同志领导下,经过多方努力,才使边币又重新占领边区市场。在这个时期里,曹菊如同志遵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长期货币银行工作的实践中,探索到边币和法币比价变动的一些规律,从而提出确定和相对稳定合理比价,巩固和扩大边币流通阵地等卓越的见解,为货币问题上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作出了榜样。不久前,陈云同志在人民银行总行编的文稿中题词,称赞曹菊如同志“在延安时对货币的作用有过卓越的见解。在这方面还是我的老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党中央决定派遣大批干部到新解放区开辟工作。曹菊如同志刚割过阑尾,但接到中央要他去东北解放区的命令后,即抱病登程。在行军途中,曹菊如同志以巨大的毅力强忍着伤痛,精神十分感人。1945年冬,曹菊如同志冲过几道敌人的封锁线到了承德,由于国民党扩大内战不能前往东北,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就留他在承德工作,曹菊如同志毫不计较名誉地位,担任了冀热辽分行的行长。

    1946年,冀热辽地区处于国民党军队包围中,并与晋察冀老区隔绝,斗争十分艰苦。曹菊如同志主张,在金融上要象在陕甘宁边区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一样,来个“金融割据”,要求中央批准发行冀热辽地区的钞票。曹菊如同志的主张,虽未能亲自付诸实施,但后来在冀热辽中央分局的领导下,筹建了长城银行,发行了“长城券”,对支持冀热辽地区的战争起了很大作用,受到党的赞许。

    1948年冬,根据陈云同志的指示,建立了东北统计局,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经济统计机构,曹菊如同志任东北统计局局长,对创建我国的统计制度做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曹菊如同志曾任东北银行经理、东北财经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在他的具体筹划下,东北地区的金融事业有了很快发展。 新中国金融事业的优秀领导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曹菊如同志开始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不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行长、党组书记等职。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他亲自作调查,根据调查的大量材料和数据,认为关键是迅速改变因战争形成的城乡交流停滞,发展城乡工农产品交流。为了促进城乡交流顺利进行,银行着手建立了发行库,办理城乡之间的汇兑。

   1955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他具体主持全国新人民币的发行工作,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采取了混合流通,无差别兑换等措施,并精心细致地进行了准备工作和兑换工作,对货币的正常流通和币值的长期稳定,都起了重要作用。曹菊如同志还非常注意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对于财政、信贷、物资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极深刻的研究,并用以指导工作,收到了好的效果。曹菊如同志对建立独立的、统一的、稳定的货币制度和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曹菊如同志是我党的一位忠诚革命战士,是享有很高威信的优秀领导干部。他一生中经受过几次“左”的错误的打击,也对左倾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是深恶痛绝,坚持了高度的党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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